学校对儿童青年的培养教育固然重要，但学校教育只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完整的教育体系还应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能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那学校教育的功能难免要受到限制，且对孩子的培养有时会事倍功半。
也就是说，鉴定教育的成败，学校教育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家庭和学校对儿童的教育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战”前，作为商业社会的菲律宾华侨社会，华侨家庭大多从事工商事业，父母终日为生计操劳，很少能够抽出时间来指导子女的学习，甚至许多家长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而没有能力来辅导子女，一般家庭多把子女的教育责任交付给学校，在华侨生活中，除了道德传统的影响以外，家庭教育还没有完善起来。
重视家庭教育“二战”后，菲律宾华侨社会有一种好的风气，就是愿意花钱让子女接受教育。中等的家庭要使子女接受大学教育，多数入本地英文大学，少数赴台湾或大陆升学。至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则要求子女赴美留学，这成为了一种风气。
华侨之所以愿意尽量让子女接受较为充足的教育，一方面是认识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没有较完善的教育，以后在社会立足与发展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受菲律宾教育的普及与进步的影响，华侨看到菲人在知识方面的长进，认识到今后的华侨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凭勤俭来建家立业。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华文教育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个别华侨虽重视子女的教育，但在主动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方面还做得不够。
华侨教育界往往感慨家庭教育不能与学校教育配合，因为许多家长把子女送到学校就认为尽到了责任。他们仍旧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归结给学校，如果子女性格不驯，他们就归咎于学校教育与监管不严，这是大多数漠视家庭教育作用的华侨的通病。还有许多家长，并不是不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只是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也无法采用适当的方式去辅导和教育子女。
随着华侨社会的进步，年青一代的家长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老一辈华侨相比，教育子女是不成问题的。但一些在商业上成功的华侨，每天忙于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教子女，特别是经营小零售业和菜籽店的华侨，他们店铺的销售对象是贫苦菲人，这种小店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等店铺关门后家长已筋疲力尽，无力再帮教孩子。这一类家长确实是希望学校能够负起他们子女教育的全部职责，但尽管如此，家庭教育仍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事实上，儿童人格的形成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家长的修养和品格直接影响孩子，应以言传身教来辅助学校教育。中产以上华侨家庭，同样忙于商业发展，用于管教子女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至于富商则多兼侨领，应酬繁多，在家中的时间自然较少，同样没有精力教育子女。但是，华侨自古有勤学的优良传统，虽然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和教育子女，但他们还是极为重视家庭教育，通过传教儒家思想和中国伦理道德，来维系中国化的传宗接代。
华文教育只靠华文学校教师的传授，而没有社会家庭的环境，是不能建功的。有责任心的家长常常把教育子女的任务交给母亲完成，因为在家庭教育的环节上母亲可能比父亲更为重要。菲律宾的华侨家庭一般较为富裕，作为华侨母亲是无须操劳工作的，因此能给子女以较为完善的家庭教育。有些殷富人家还聘请家庭教师教育子女，他们知道学校、教师和家长三方面密切配合，才能获得教育的最佳效果。
发展体育运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社会处处彰显出美国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在盛行体育运动方面。受此影响，菲律宾华侨社会体育运动风气甚浓，且当地大多时节的气候温润，适宜于各项体育运动。“二战”后，菲律宾社会经济迅速复苏，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体育、娱乐活动得到迅猛发展。
华侨社会的体育运动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各地侨社纷纷举办各种体育会，如黑白体育会、中华体协菲律宾分会等。深受华侨欢迎和喜爱的体育运动除篮球、足球、举重及田径外，还有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菲律宾华侨体育团体每年都去台湾参加比赛，尤其是篮球项目。因为当时许多华侨持有台湾护照，所以曾有不少菲律宾华侨好手加入台湾体育队参加国际比赛。
另一项重要的体育团体为国术社，国术是中国的国粹，普遍流行于华侨社会。国术社有光汉国术馆、鸿胜国社馆、鸣谦国术社、岭南国术研究社以及菲华国术联合总会等，这些社团经常回到台湾观光表演，这对促进华侨社会与祖国的联系以及中菲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通过华侨社会组织的体育活动，青年团体组织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媒介和场所，逐渐发展起来。菲律宾华侨社会的青年团体组织相当发达，青年活动名目繁多。这种组织与活动，无形中对华侨青年起到了一种社会教育的作用，而各种活动中以体育活动最为普遍。侨社借体育活动增进华侨青年的合作与团结，并借经常“返国”参加比赛之机增强与“祖国”的联系，增加对“祖国”的认识。因此，侨社组织的体育活动在推动菲律宾华侨社会的进步方面意义重大。
在华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各项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强化了华社内部建设，改变了华侨在菲律宾人心目中的不良形象。长期以来，菲律宾对华侨社会形成了一种偏见，而见诸报端的对华侨的报道往往都是负面的。
如格雷戈里奥·F.赛德在其所著的《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将菲律宾人对华人的看法作了这样的归纳:“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者;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宗派主义者;华人是不忠诚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由此看来，菲律宾人对华人的诋毁是十分危险的。
但华侨自身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华侨的铺张浪费和赌博恶习，给当地人留下了极差的印象，商总致力于摒弃这些陋习败俗，以塑造华侨的新形象，来消除菲律宾人“排华”的借口，进而增进菲华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这是明智之举。此外，为推进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商总联合华侨学校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一个专门小组来解决华校师资的不足、提高华校师资质量问题。
1955年4月，商总组织了菲律宾第一届华侨学校教师讲习班，除了请菲律宾本地教育工作者授课外，还从台湾请来教育专家开设讲座。讲习班为期六周，有200余名教师参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后，商总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讲习班，涵盖了华文教育的各级师资，为推动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语运动的缘起中国幅员辽阔，早期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各地方言复杂，以至于不同地域的人在会面时交流困难。晚清时期，许多教育学者认为，中国民众要感情融洽，同仇敌忾，反抗列强，国家才能兴盛发达，而语言是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意的工具，统一语言是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商讨推行通用的汉语，即“国语运动”，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施行。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北平召开教育会议，研究注音方案和国音标准。
1918年，教育部公布注音符号，作为全国民众通用的辅导音符，并以北平音为标准，再次推行“国语运动”。国语运动使旅居菲律宾的侨胞受到了极大触动，激发了广大侨胞学习国语的强烈愿望。旅菲侨胞以闽、粤两省居多，两地的方言差异较大，且每省内部也有多种方言，所以他们不能理解对方的表达，无法正常交流。长期以来，这些方言宛如不同国家的语言，一定程度上造成海外华侨之间感情的疏远与隔阂。
例如在菲律宾中西学校成立之初，闽、粤籍学生兼收，因为方言不同，教学便遇到诸多困难。“……自清末至民初，埠中尚无其他华侨学校，本校学生系闽、粤兼收。而当时国语还未普遍，粤籍董事提议另开粤籍学生班，聘粤籍教师。至于教授英文，则仍与闽籍学生混合上课。同属中国人，因言语不一，于汉文则闽粤分级而教，于英文则同堂而读，不仅可笑亦复可叹”。
中西学校率先聘请国语教师佟文锡先生来菲任教，由于授课时间有限，学生缺少练习的机会，教授效果并不明显。1916年，王泉笙先生创办普智阅书报社，继而又创办普智学校。在宣传革命之余，他致力于国语教学的推进，聘请乔伯明先生来到普智学校担任国语教师，国语教学逐渐推广，华侨学习国语的人数不断增多。
